1974年1月，黄土高原已进入隆冬，马上就要过春节了，梁家河的乡亲们开始忙着准备年货。

  习刚刚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，他一直琢磨着能为改变梁家河的面貌做些什么，琢磨着推动梁家河发展的切入点。灵感在苦苦思索中不期而至。一天，习正在翻看着报纸，当月8日《人民日报》刊载的千里之外的四川省大办沼气的两篇报道深深地吸引了他——如果我们这儿也能用沼气煮饭、照明该多好啊!

  梁家河地处偏远，烧煤要到百里外的煤矿去拉。一直以来，群众为了烧火做饭大量砍伐树木，造成水土流失，影响农业发展。如果办沼气，不仅能解决农村能源问题，解放生产力，还能对厕所粪便做处理，提高农村公共卫生水平，更能解决农业肥料问题，提高粮食产量。沼气，就是解决农村生产生活问题的一把钥匙!

  沼气是一个全新的事物。尽管对沼气的美好憧憬鼓舞着习，可他依旧很冷静：四川与陕北气候差异很大，这把源自四川的钥匙能打开陕北的“锁”吗?

  习一直是一个行动派!此前，在赵家河进行社教时，看到一座厕所年久失修，他便自己动手，把它改造成赵家河第一座男女分开的厕所，进行了一次小小的“厕所革命”。

  他步行40多里路赶到了县城，把发展沼气的建议以及自己去四川学习的想法向县委做了汇报，获得了批准。春节过后，习便借了路费，拉着北京支延干部柏根柱等三人踏上了前往四川的“取经”行程。

  时任四川省推广沼气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杨超，是位老革命，新中国成立前在延安工作过八年。怀着特殊的革命情谊，他对习一行给予了热情接待，详细的介绍了四川办沼气的情况，并安排他们到成都郊县等地和沼气科研单位考察学习。沼气的便利和清洁、当地同志们的热情和办沼气的干劲，给习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  考察的过程变成了坚定信心的过程。从四川回来，习决定在梁家河办沼气。他自编了一些小节目，利用大队的三用唱机，向群众宣传沼气好处，并把村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，着手试验。

  首要的问题是试验池在哪里建。村民的院落都是打窑洞时用土填起来的，土壤松软，不适宜挖沼气池。村里村外的路是人行走踩出来的，蜿蜒狭窄，运送水泥砂石的架子车没法走，材料怎么运？村民们居住分散，沼气池建好后，沼气怎么输送？最棘手的是，沼气池的池盖对石板的厚度和整体性要求很高，这种石材梁家河没有……

  经过反复测量，习最后把试验池选在了知青居住点旁边，这里的土壤密度相对要大一些。没石头，习带人在烂泥滩里铲去一米多厚的土层，挖出了石头；没有沙子，习带着几个青年，到15里外的前马沟去挖，一袋一袋往回背，每天两趟，背上磨破了皮，没人喊一声累；没有石灰，他向有经验的师傅讨教，四处寻找石灰石，办起了一个小石灰场自己烧制……

  有的意见显得很专业。在梁家河，有人当着正在忙碌挖池的习说：“好后生哩，别逞能，四川暖，延川冷，沼气在咱这儿办不成！沼气过不了秦岭。”

  习的倔劲上来了，他只想着快一点儿把沼气池建成。他相信，事实是最好的辩手，建好的池子“会说话”。

  在习的信念坚守和艰苦努力下，1974年7月中旬，一个容量约8立方米的沼气池建成了。可习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输气管接好后，不知为什么就是不出气。

  瞧瞧沼气池里，水位在上涨，不断有水泡往上冒，下面一定有气呀!看看池壁，未曾发现漏水漏气；拆开输气管，管子也没问题……习满头大汗，反复检查着。

  是不是导气管堵了?问题最终锁定在了导气管上。习找来一根铁扦子捅了捅，没反应，又用力捅了下，一股粪水立即喷射出来，溅了他一脸。哧哧的出气声紧接着响了起来。

  习用手抹了一把脸，顾不上洗，重新接好管子，打开沼气灶，轻轻擦燃火柴，“呼”的一声，期待的一幕出现了：灶台上蹿起约一尺高的火焰，轻盈地舞动着。

  成功了!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村子，传到了公社，传到了县里，人们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，争睹这神奇之火、洁净之火……

  这是延川县第一口试验成功的沼气池，也是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。“沼气不过秦岭”的谬言不攻自破了。

  群众亲眼看到用沼气点灯、做饭的效果好得很，建沼气的热情一下上来了，纷纷说：“今后再也用不着熬煎烧的了!”

  试验成功吸引了延安地委和延川县委的重视，延川县委提出了力争1977年全县实现沼气化的目标。然而，缺人才、缺技术成了发展沼气最大的障碍。地区和县里决定，正式派考察组赴四川“取经”。

  1974年12月，冠以“延安地区沼气学习团”的考察小组启程了。考察小组一行七人，身兼延川县沼气办主任的北京支延干部张之森是领队，习是其中一员，还有延川县关庄大队的北京知青黑荫贵等。

  路上，大家都很兴奋，期盼能学到真东西，取得“真经”，解决老百姓的烧柴、点灯问题。但到底怎么学才能学到“真经”，谁心里也没有底。

  习想到一个办法。到达四川后，习把他想到的问题一一列了出来，提出把学习的关键点放在如何保证沼气池不漏水，能承受很多压力，而且要一次试水成功上。因为水一旦进去了，要弄出来很费劲，而漏水就等于沼气池报废了。

  考察是在比较两地的相同与不同中开始的。土壤含沙量大的怎么建，土壤含沙量小的如何正确地处理；进料口、出料口怎么设计，怎么密封；等等。石砌的、砖砌的、土挖的……从沼气池建造到沼气的制取，各种土壤相对应的建造办法和技术要点，都被详细地记录下来。这些记录，后来被编成一本小册子，分发给各个培训点，成为之后延川县大办沼气的培圳教材。

  白天考察，晚上总结，是他们不变的节奏。他们交流一天中所学到的新知识，梳理考察记录，标记还没有弄懂的地方，以便第二天考察时更有明确的目的性。每到一个沼气池，他们都搭上梯子下到里面看。

  沼气的利用也是考察的一个重点。看到四川沼气运用的一些小发明，比如自制的塑料小开关、水压显示器、灯具、灶具等，习总想着带一个样品回去，看能不能仿制。

  四川省沼气办的工作人员看到他们认真学习的样子，说：“你们老区人真能吃苦，你们是真学。”

  考察的过程伴随着危险。据考察组成员、北京知青黑荫贵回忆，结束大邑县的考察返回成都的途中下起了大雨，车子经过一段陡峭的山路时，突然打滑失控，来了一个180度的掉转，一头撞在了山上。路的一边就是悬崖，大家下车察看时，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……

  在40多天的时间里，考察组一口气跑了四川绵阳、广元等5个地区17个县，收获巨大。黑荫贵说，各种情况、各种地形的沼气池挖法建法都学了。

  收获最大的还是习。黑荫贵说，考察时，看到一种石板做的手摇脱粒机，习就想着把制作的过程带回去；看到烤烟种植收益高，他还考虑把烤烟引种到陕北。

  考察结束要离开四川时，得知德阳县园艺场把柴油机改造后，用沼气做燃料带动发电机发电，习非常感兴趣。当时技术员李耀廷外出不在，习便和黑荫贵留下来等，直到拿到柴油机的技术改造图，才返回延川。

  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四川的风土人情也给习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一路上，他抓住一切机会了解民情社意，把沿途看见的好对联都认真地抄写下来，闲暇之时细细品味；路上遇到新鲜的事情就刨根问底，了解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。

  办事之余，他在大雪封山时登上峨眉山，路狭山陡，十分艰险，下山后被当地群众尊为英雄。都江堰前，他体悟了做人做事的深刻哲理，多年之后仍有提及。

  回到延川后，县委听取了考察组的汇报，立即决定推进全县沼气建设。由此，被称为“能源革命”的沼气建设在延川县迅速形成热潮。各种培训学习班办了起来。文安驿公社在梁家河举办沼气修建学习班，习担任主讲，负责传授技术。

  新的建池技术出现了。梁家河缺少石料，人们以土代石，创造性地建成了土石结合池；用夯土代替水泥灌浆，梁家河每口沼气池的建造成本由40多元降到30多元。至1975年8月，梁家河运用这些办法共建成沼气池34口，解决了43户社员的点灯做饭问题，基本实现了沼气化。习也因此被评为延安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大寨先进个人。

  1975年8月22日，陕西省沼气利用推广现场会在延川召开，来自全省各地的代表参观了梁家河的沼气池，亲身感受到了沼气灯、沼气灶的神奇。在大会上，习做了题为《沼气要大办，政策要落实》的经验介绍。

  截至1975年9月30口，延川县建成沼气池3200多口，15个公社均建有沼气池，47个大队基本实现了沼气化。

  如今，梁家河早已通了电，但作为一种象征、一段历史，人们留下了习带领大家修建的第一口沼气池，旁边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“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”。墙上有一幅以习带领村民建沼气为原型绘制的宣传画，两边写着“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”八个大字。当年修沼气池时拓宽的道路，至今还在造福着乡亲们。

  15年后，已经是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回忆说：“我在陕北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的时候，仅仅是在全村搞了沼气化的科技活动，但却尝到了推广科学技术进步的甜头。家家户户煮饭不用柴，点灯不用油，乡亲们那种喜悦的笑容至今宛然在目。实践证明，科技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的。科技搞上去了，生产生活问题解决了，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。”

  30多年后，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到淳安县视察，专门去看了下姜村的沼气池，笑言自己是建沼气的“专业户”，要求把建沼气这件事办好，让群众真正受益。